反之，如果超越法律的整个秩序来谈个案的正义性，从而造成法律秩序的破坏与司法权威本身的损害是得不偿失的。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围绕法治与人治的争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发生的。当他把这种制度与专政相对照时，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格外清楚了。

这个时期，围绕变法形成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知识界、中下级官僚大都支持变法，但是，高级官僚阶层中还有反对意见。此后，英国人又通过《无承诺不课税法》（1295）、《权利请愿书》（1628）、《人身保护法》（1679）、《权利法案》（1689）、《王位继承法》（1701）等一系列法律，把国王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剥夺殆尽。要推进法治，首要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由于他们都被同时代人视为异类，其学说因对现实政治影响甚小，无由发展成为人治理论。所以，这种模式也被称为自然演进模式。

如果不加深究，就会把以法治国等同于法治。对我国而言，古代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证明，没有民主就不会有法治。[63]其三，学术发展阶段。

三、《法学方法论》的贡献与我国法学发展 法学方法论在我国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学术引进阶段。[27][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而这两者恰好在该书中得以完美体现。如解亘：论违反强制性规定契约的效力—来自日本法的启示，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

焦宝乾：《法律论证—思维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将概念法学发展为形式主义（formalism），他认为：一个普通具有同种意义的词语不仅仅在单一的规则中适用，而且也出现在其他法律体系中。

首先，实现价值判断的客观化。法律概念的‘体系被认为是无穷尽的‘新材料的来源，法律科学也就被认为是从既定的法律规则中推演出相关概念。第二，围绕司法三段论，建立了法学方法论的有机体系。[87]在科学方法中，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之争。

立法的内容已经对具体情况进行了预见，即使具体的法律规范偶有漏洞，在现有的法律解释方法中，这些法律漏洞能够得以弥补。结语 我们国家十几年的立法历史已经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所需要完成的历程。[61]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这种缺陷恰恰是近十多年来德国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所要努力克服的。

进入到20世纪之后，有一些学者真正开始探讨中国的法学方法论的内容，这些散见于发表的论文与出版的专著中。在法学方法论中，法学曾长期皈依到科学主义，认为法学是一门科学，为此不研究价值问题，把价值的考量排除在法学研究的视野之外，从而导致法律实证主义一直占主流地位。

[81]杨仁寿，同注1引书，第92页。但现代方法论所强调的目光之间的反复流转，却又脱离了司法三段论的内容，缺乏了法学方法论所应该具有的方法论上的自觉。

强调司法判决三段论式的逻辑形式，主要是为了保证能够合情合理地推导出具有说服力的司法结论，并通过对司法结论的说明与论证，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知该结论是理性裁断的结晶而非为随意擅断的结果。钟瑞栋：论授权一方当事人的民法规范，载《法令月刊》2009年第5期。[85]这些观点指出了法学方法论的内容就包括法律规范的确定，同时也涉及到到案件事实的问题。如波斯纳认为，司法三段论的可靠性不仅取决于个别三段论的有效性，而且取决于前提的真实性。西方法典化国家在司法者相关法学方法论理论储备很充分并且司法技艺已经很娴熟的情况下，重新对法学方法论所具有的作用进行了反思。[17] 二是将法学方法论哲学化路径。

[44]确定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有效连接就是强调法官依法进行裁判，同时保障裁判结论的公正性与妥当性。将法学方法论视为规则适用的指南针，必然会降低法学方法论在法学学科所具有的作用。

如何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正是法学方法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法律解释方法需要根据法律解释方法的历史发展，结合法律解释方法的特点以及法律解释本身的目标来予以确定。

[7]在90年代末，王利明老师就开始计划写作法学方法的著作（参见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后记），而台湾地区学者杨仁寿所著的《法学方法论》正是在他的引荐之下在大陆地区出版的（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30]所以，目的法学派、利益法学派试图从立法目的、利益分析中实现该种诉求。

但是，单凭法教义学的内容获得的知识并不是可靠的，这主要是因为：其一，教义学仅仅强调规则内部的合法性，并不注重规范的意义关联，不能为规则的评价提供整体的思考。法学是一门充满实践理性的学科，魅力主要不是坐而论道，而在于如何通过规范把价值运用于事实，作出外有约束力、内有说服力的判断。因此，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在司法中的主要作用是确定大前提，而法官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则主要表现于司法裁判的结果。反之，如果超越法律的整个秩序来谈个案的正义性，从而造成法律秩序的破坏与司法权威本身的损害是得不偿失的。

此外，该书在阐述司法三段论过程时，对法律解释、价值判断也做了描述，在探讨程序控制时，结合了方法所适用的对象，同时也包含方法论适用主体的阐述。[1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9页。

[71] 但对司法三段论批判的声音一直存在。法学方法论试图寻找使价值判断客观化的方法，从而保证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安定性在切合时代使命的目标下得以客观地向前实践，通过法律解释过程的客观化、价值判断的客观化、法律推理的客观化，从而避免司法裁判的价值中立。

在法律适用中，法律规范并非与整个案件事实发生连接，而是和具体案件的某些要件事实进行连接。三段论司法推理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连接。

因为法律在面对生活中所调整的具体问题时，是不充足、不完备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在法律适用中，尽管法官能够对事实进行判断，但该种事实并不能当然成为法律中的真实。也如梁慧星教授所言，与我国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对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更为薄弱乃是不争的事实。法律只界定一般的框架，在个案中法官必须另为评判，来填补框架的空隙。

[36][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42]其次，三段论存在的假设前提就是对具体事实的适用在法律中均可以找到对应的惟一法律规则，而且该规则也不是模糊的。

[6]郑永流：义理大道，与人怎说？—法学方法论问答录，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第181页。拉伦茨先生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诸多努力，他提出了在超越于纯粹的合法律性之上而与人类的道德情感和价值评判相融贯的价值导向的思考程序。

如考夫曼认为：法律发现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复杂结构。[78]若脱离司法三段论，过于强调法官对司法中正义追求，会使得法学方法论不能实现对法官的权力的有效制约，也会失去方法论所具有的价值追求。